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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终极标准，就是指社会主体在从事行为时需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只有在道德终极标准的指引下，社会主体的行为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主体权益，达到道德的最终目的。道德终极标准包括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一个分标准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睛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每个人利益总量”，另一个分标准则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加整个社会的利益总量”——在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它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ll1。其实，无论是总标准还是分标准，都是为了引导主体充分维护社会和个人利益，都是为了增进社会主体的最大幸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是评价一切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最终尺度，因而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动机”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内涵上是相同的，两者有道德终极标准的应有之义也和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对于功利主义，赫起逊做过精辟的阐述：“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131。因此，我们认为道德终极标准又是功利主义标准，两者在内涵、范围和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和重合性。

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会导致个人利益之间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为了维持秩序稳定，就需要抑制危害行为的发生。但统治者在整治危害行为时，是否能做到公正呢?是否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呢?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之前，显然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为了达到惩戒的目的，洛克主张以理性和良知来限制惩处犯人的权力，并强调要对惩处与违法行为进行核对，以确定惩处犯人是否恰当。但是，洛克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主张和要求不能确保百分之百的稳定性和全体国民遵守自然法，也不能确保和平与安宁以及一定要公正地惩处违法者。因为由每个人来执行惩罚权，势必会导致人们之间的战争状。鉴于依靠良知和理性并不能达到公正处理社会冲突的目的，也不能最大程度保障个人和社会利益，则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目的也不能实现。于是，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最大利益的价值观，奠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罪刑法定原则开始进入立法者的视野。犯人之所以产生期图侵害他人利益的欲求，与犯人从侵犯其利益或享受利益中得到的快乐是一致的。这同时也适用于利益的持有人。因为利益是归属于其持有人的，享受这种利益对持有人而言也是符合快乐原则的。因此，在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利益持有人会对自己的利益继续存在感到不安，就会希望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需求。当这种希望保护自己利益的欲求达到一定规模时，作为国家来说，就感到有必要保护该利益，就会有制定刑法的动机I5_。通过制定相应的刑罚规范，可以对危害行为予以调整和规范，以达到保护社会和个人利益的目的。

从一个层面来讲，在因犯罪行为而使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通过适用刑罚可以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双重目的。对犯罪人进行惩治，剥夺其继续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可以使其不能再危害社会。但是，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说：刑法是善良国民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对犯罪人的行为需要加以刑事制裁，但刑罚的适用必须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说，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保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以期达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而首先要尽可能排除一种趋于减损这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然而所有惩罚都是损害，所有惩罚本身都是恶。根据功利原理，如果它应当被允许，那只是因为它有可能排除某种更大的恶”同。对社会民众来讲。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也可以预防其实施犯罪。当社会民众了解到刑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后，就不会轻易的实施犯罪行为，这也间接起到了保护社会利益的作用。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当不存在社会利益冲突的时候，罪刑规范的法定化也为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奠定了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对抗中世纪封建国家当中，以国王以及官僚即法官所具有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为背景的肆意专制裁判(罪刑专断原则)，在近代市民阶层兴起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它是保护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原则。为了避免国家机关利用刑罚任意侵犯和干涉公民权利，必须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而罪刑法定原则很好的承担了这个任务，其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出一道红线，作为界分两者的标准和依据。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则。公民的权利不再随时处于危险之下，而有了明确保障;也正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则，国家的权力不再擅自发动，而有了具体标准。公民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比较好的保障，而国家的刑罚资源也不再因为肆意发动而浪费和消耗。通过发挥刑罚的惩治功能，可以在出现社会冲突的情形下达到保护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目的，可以增加社会利益的总量;通过抑制刑罚的惩治功能，可以在社会平稳的情形下达到保护公民的利益、免受权力的非法侵害，可以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利益的增长者和道德终极标准的第一个分标准相适应，而后者则和道德终极标准的后一个分标准相契合。总之，将犯罪和刑罚用刑法条文固定下来，作为社会主体实施行为的规范标准，作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判规范，是基于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之目的，是为了将人利益冲突降至最低限度，也是为了将对个人利益的损害降至最小。而这与道德终极标准的精神相符合，也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内在意蕴。